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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林:在“總體國家安全”的背景之下以法治的思維和方式維護國家安全

時間:2018-04-16 10:36:06    來源:吉林日報    編輯:編輯部    瀏覽次數:

在“總體國家安全”的背景之下以法治的思維和方式維護國家安全

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曉林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同志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并系統闡釋了“總體”的內涵,明確指出了“11種安全”,即: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對“國家安全”的概念進行了體系化的解讀。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國家通過立法對11個領域的國家安全及其保障進行了明確規定。黨的十九大報告仍然包含了很多關于“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論述,“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就要不斷健全完善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集中統一領導下,進一步建立健全各地區國家安全工作責任制,形成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強化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從1993年《國家安全法》到2014年《反間諜法》,再到2015年新《國家安全法》的發展歷程,表現出了國家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維護國家安全的鮮明態度。

目前,我們在國家安全領域已經形成了涉及國家安全的憲法條文、國家安全綜合立法、國家安全專門立法與國家安全分散立法相結合的法律體系。但任何法律制度、法律體系的發展永遠都是一個過程,雖然國家安全法律體系已形成并基本完善,但仍有一些需要關注并深入研究的問題:

首先,要充分協調《國家安全法》與涉及國家安全的其它國家立法之間的關系。如《國家安全法》與《監察法》之間的關系,《監察法》主要是監督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那么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在職務行為中若涉及到危害國家安全的問題則會發生一些競合內容,類似的內容還包括《國家安全法》與《刑法》《刑事訴訟法》等部門法之間的關系,這些內容都是需要我們充分關注的。

其次,要理順《國家安全法》與地方立法之間的關系。各地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根據1993年《國家安全法》、1994年《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2014年《反間諜法》及現實需要,出臺了一系列以國家安全為內容的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性行政法規,這些補充性立法適應了特定時期國家安全發展的現實需要。但隨著“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和2015年《國家安全法》的正式施行,大量地方性法規必須通過地方立法活動進行相應修改,而原本涉及國家安全的地方立法活動較為滯后的地區也應該及時跟進。

最后,我國在反間諜、反恐、國防等方面的專門性立法已較為完善,在核安全、經濟安全、生態環境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的專門性討論也已經比較成熟,還有一些領域的安全問題我們已充分關注并已明確提出,但對其內涵與外延的認識還不清晰。比如前一時期關于網絡上“邪典動畫”的熱議,“邪典動畫”在網絡上的傳播究竟屬于網絡信息安全問題還是文化安全問題?什么又是“文化安全”,其具體內容、表現形式、保障途徑與措施是什么?文化安全與文化自信有什么關系?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置于“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大背景之下深入探討。

 (此文刊登于2018年4月15日《吉林日報》第04版專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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